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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全球经验和中国思考

时间:2018-04-28 17:23

来源:未知作者:admin点击:

  基于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全球经验和中国思考,启迪控股的“立体三螺旋”理论和“集群式创新”发展模式,或许给出了一个兼采国际模式之长、又独具中国特色的答案。启迪控股通过20多年的探索,提炼出了“创新主体:政府+企业+大学,创新载体:园区+实业+金融,创新本体:技术+产业+资本”三个三螺旋多重交织的立体三螺旋模型。在此基础上,启迪旗下的创新基地集群、科技产业集群以及汇聚的各路精英团队集群相融合,又形成新的三螺旋——“集群式创新”发展模式,即启迪所属各基地群,依托所在地的区域优势,通过资源的聚集,形成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企业、投资者等共同参与的创新网络。同时又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打破地理界线,实现集群与集群之间的互动、要素与要素之间的融合,在更大范围内推动创新资源和信息共享,最终促进产业的创新发展。启迪模式未尝不是一条适合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之路。 “创新或许始于一个创意,但只有其成果进入市场,创新才算完成。”事实上,实业创新与产业孵化的语境是非常不同的。
  提及启迪控股能够在战略新兴产业孵化出众多在该领域研发和生产能力处于国内或国际一流水平的企业的原因,启迪控股董事长王济武在2016年“最受尊敬企业”颁奖典礼中曾表示:“启迪的成就源于特殊的盈利方式,和坚持集群式创新。” 他说,“从2011年开始,启迪控股进入一个快速增长阶段,到2016年初总资产第一次超过1000亿,对地产公司可能是小数目,但对以科技创新、以创新服务为企业并不容易。”
  科技部曾有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近3000家、众创空间2300多家。但其中也不乏泡沫,部分市场参与者对某一产业的发展前景预期过高,或是因为一个概念的炒作,而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投机者,但当市场发展远远不如预期,大批孵化器在概念的炒作化为虚无时,破产倒闭。
  而作为为数不多仍能持续发展的科学科技园, 清华科技园(TusPark)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研发总部、中国科技企业总部和创新创业企业的聚集地,入驻企业超过1500家。作为专业的科技园区运营商,启迪控股旗下启迪科技凭借集群式创新优势、形成庞大的科技产业及科技金融体系,以及覆盖全球的合作网络。
  所谓“集群式创新”即依托所在地的区域优势,通过资源的聚集,形成了包括供应商、竞争者、大学、研究机构、投资者以及政府部门的区域创新网络。同时又结合了“互联网+”以及大数据云计算技术,通过集群与集群之间的互动,打破地理界线,在更大范围内推动创新资源和信息共享,在更广范围内形成产业链、创新链。
  创新链上各方通过资源共享,通过正式的合同关系或非正式的信息交流,彼此之间结成长期、稳定、互惠互利的关系,最终形成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集群的集群”式创新网络。
  过去三年,王济武通过启迪控股在多年的科技服务实践中,对原来“政府+产业+大学”的三螺旋模式进行升级,提炼出“园区+产业+金融、技术+资本+产业、政府+企业+大学”三个三螺旋多重交织的“立体三螺旋模型”。
  在此基础上,把立体三螺旋模式与启迪控股巨大的创新平台网络和启迪控股先进的制度和组织文化建设相结合,形成新的三合一,从创新要素、创新载体、创新主体三个层面立体互动,形成启迪控股创新与实践的“集群式创新”理论。
  不仅如此,王济武还将演绎自他自创的“清华麻将”的“格局、策略、协同”思想融入“集群式创新”。这一思想的精髓在于“不求某一把牌的胜负,只求利用各家力量控制牌局,控制推动于我有利的‘局’。”
  “大型集团中,根据外部格局,有什么牌打什么牌,有效的组合项目与人力等其它要素,推出不同的组合,就是格局策略协同制胜,而非项目致胜,我在启迪控股提出‘立体三螺旋’、‘集群式创新’就是这一思想在控股公司商业模式中的应用。”他说。
  2016年,是新旧经济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也是启迪控股腾飞元年。
  2016年,全球性经济危机促使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飞速成长。“新经济”这一概念第一次走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做大高技术产业、打造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成为创新的动力和引擎。
  启迪同样是抓住了危机后国内L型经济下滑转型的历史格局,坚定的专注于科技创新与科技新兴产业战略,外部协同推出了“立体三螺旋”“集群式创新”理论,内部协同推出事业合伙人制,及“有效监管、充分授权、阳光激励”的内控制度体系,完成了格局策略与协同体系的转换。
  过去三年,旗下企业启迪科服在3年内白手起家,总资产超过600亿,净资产240亿。同时将“亚都”、“清华阳光”、“乔波冰雪”这三个“按项目理论应立刻清除的准破产公司”通过系统格局的组合“变废为宝”。
  科技信仰与“健康、专注、从容”
  事实上,企业的的调性,企业文化的内涵,说到底是品牌背后那群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投射。需要看完整的棋局,而不是纠结在小处,正是基于王济武“格局、策略、协同”的思想精髓。而战略并非独立存在的,它是企业家思想和信念在实际管理中的延续,帮助启迪控股在内部不断打破、升级和重建。
  2016年4月20日,启迪控股董事会、股东会任命王济武为启迪控股董事长。清华阳光则从亏损8000万,几乎破产,到2018年后总资产100亿,净利近5亿,构建起50多个子公司,成为全系列清洁能源技术集团。亚都也从实际破产,到目前年利润近亿,实现空气净化器市场全国第一,校园净水业务全国第一。
  目前,启迪控股已完成创新、孵化、服务三大主业的整体布局,在环保、新能源、大健康、数字中国、大数据、芯片,以及移动安全、移动网络、物联网等等领域的新兴产业群与基金产业群初具规模。
  但启迪控股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王济武曾在企业内参《论“格局、策略、协同”》一文中吐露心声,“南京浦口6亿被套5年,北京乔波连年亏损;清华阳光巨亏交给启迪仍从容以对。但6年来我始终坚定地以“科技信仰”,专注于科技创新与科技服务。6年,当负债过千亿时,仍从容以对保持现金流平稳,不质押任何股票,无任何违约不良。”
  “从容以对”,不以一城一池的得失而焦虑——任何外部压力、内部纷争,在王济武看来都是一股“能量”。“只要以从容之心,从容之策,找到‘恰恰’之机,即可反手为正,成为助我之力,推动格局向正能量的胜局结局转变。”
  更重要地是,专注于以创新为核心的科技服务领域,坚守清华文化,将企业的健康作为发展的底线。通过“健康、专注、从容”这一理念,启迪控股将自身使命定义为,成为“清华的产业之花”和“全球创新服务业的领头羊”之后,成为“幸福的企业。“幸福=成功+分享”的发展目标使得具体的业绩目标变得克制,“科技信仰”转化为专注于科技创新与科技服务的企业文化。
  如今,这一切应该可以看做一个不错的起点,它们给中国“芯”一个在已成体系的创新维度中成长壮大的机会。未来,新型技术形态下的创新模式,对启迪控股仍然是一种持续的探索和实践。这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自我实现。而最终,中国企业将透过这些阶段性的创新,破译建设科技强国的创新奥义。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全球经验和中国思考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以微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原子能、航天航空、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逐步兴起,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也引起了全球产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进而对人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面对全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热潮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以高新技术的研发作为主攻方向,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占领国际市场作为基本目标,力争在21世纪取得最有利的国际竞争地位。
  高新技术产业的全球发展经验
  世界各国为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依托自身的政治体制、经济实力和文化传统,采用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从管理主体视角来看,当前全球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两大模式:
  一是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宏观调控为辅的发展模式。该模式以自由竞争为主,注重通过市场手段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一般不直接参与产业的发展,而是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法规,签订科研合同和采购合同等方式对高技术产业进行宏观调控和间接扶持。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加州的“硅谷”和波士顿的“硅路”(128号公路产业带)。但自克林顿入主白宫以后,开始强调政府对关键产业的直接干预,采取官(联邦政府、州政府)、产(企业)、学(科研机构和大学)联合研究开发生产机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典型代表为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研究园。
  二是以政府为主导,市场自主创新为辅的发展模式。该模式又可以分为科学城和技术园区两种类型。科学城型模式具有行政区域的特点,通常由政府进行规划建设,把大批研究机构和科学专家集中在高质量的城市空间,实现科研开发协同发展。典型代表为日本的筑波和韩国的大德等;技术园区型模式类似于新型的产业行政区划,更具政府行为色彩。其目标是在某一划定的地区集中兴建一批高新技术公司,以提升该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和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典型例子有台湾的新竹、法国的索菲亚?安蒂波里斯和英国的剑桥。
  虽然上述两种发展模式的管理主体和运作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在促进产业发展方面有许多共性值得关注:
  第一,政府的支持和干预不可或缺,通过制定产业政策促进行业发展。美国几乎每一任总统都有其独特的政策来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如肯尼迪的宇宙开发计划、尼克松的十年攻克癌症战略计划、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等;美国对符合其产业政策的企业产品实行保护性购买政策,如国防部购买航空产品、电子产品促进了硅谷和硅路的崛起;美国政府还通过直接资助、信息和网络外部支持的方式培育各类孵化器,促进企业成长。日本在“科技创新立国”战略指导下,制定完整的法律体系、积极倡导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特定目标产业,并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推动本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第二,通过各种财税优惠政策,增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联邦政府实行风险投资税收减免政策,如对风险投资所得的60%免税,剩余40%减半征收所得税,企业为建立非营利性科研机构提供的资金免交所得税等。美、日、欧盟等发达国家都实行设备“加快折旧、特别折旧”制度,以减轻企业税负、强化资本积累、鼓励企业投资、促进设备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化解产能过剩,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鼓励各种资源投入研发工作,积极扶持引导研发方向。从研发投入看,研发占GDP的比例呈逐步上升趋势,近几年日本研发投入都在3%以上,美国、欧盟均超过了2%。从经费来源看,美国、日本的企业投入比例越来越大,欧盟的企业与政府基本持平,政府往往通过财政拨款、投资补贴、风险投资等方式,直接介入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工作之中。从经费支出来看,美国侧重基础研究、创新研究和合成研究,日本侧重应用研究、生产研究和作业研究,欧盟则是研究与应用并重。
  第四,高度重视对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吸引和使用。在人才培养上,美国加强了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注重创造力的培养,重视与市场的紧密配合;日本大力培养科技实用人才和尖端人才;欧盟积极倡导产学研合作,实施青年人才计划。在人才吸引方面,美国不断修订《移民法》,“绿卡”是其吸引人才的重要措施;日本用高薪在全球范围内广招贤才,实施积分制移民制度等;欧盟则实施“蓝卡”吸引外国高科技人才。在人才使用方面,美国强调民主竞争,充分发挥人才的创新精神和工作热情;日本强调以人为本,一般实行终身就业制;欧盟则强调人才流动机制,以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中国思考
  我国高新技术是从1956年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开始起步的,从核能、火箭、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和精密机械六大高新技术突破,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改革开放后,随着“科技攻关”、“863”、“火炬”等系列计划的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已初具规模。但是,我国高新技术起步晚、发展迟、底子薄,研究开发很多还处在引进模仿阶段,技术集约化程度不强、自动化程度不高。工信部部长苗圩也明确指出,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属于产业链的中低端领域,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还需要30年的不懈努力。这次美国制裁中兴通讯事件,造成中国“芯”痛的同时,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到底该如何发展?
  首先,需要清醒认识国际产业形势,并在战略上做好谋划布局。发达国家一方面严格限制高新技术的流出,通过加大贸易技术壁垒、向外转移低端产业和挖掘他国人才等手段,不断拉大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另一方面又强化自身的技术实力,依靠其速度优势、人才竞争优势和信息技术优势等,逐步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与地位,以实现其主宰世界的目的。因此,要结合中国国情,从国内外市场需求出发,在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实行跟踪和跨越相结合的战略。要通过技术评价,在精选、引进若干技术的同时,加强消化吸收,力争有所突破,发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形成有特色的产业,推动行业性、领域性的技术升级,提高我国的综合技术实力。要加强技术发展预测,针对世界高新技术发展的趋势,精心策划、组织创新,力争形成我国适应未来国际竞争形势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体系。
  其次,产业发展需要“官产社金学研”六方的跨界协同、达成共治。政府一方面要做好硬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也要做好产业政策及财税优惠政策等软环境的建设,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企业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做好研究开发、成果转化、生产制造等工作;社会组织能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公共服务,弥补政府不足与市场失灵;风险投资机构为产业发展提供投融资等多元金融服务;学校和科研机构承担人才的教育培养培训工作,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与智力支持。
  最后,在具体实施措施上,一是要厘清产业支持政策和财税优惠政策,拓宽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渠道,促进政策资金、银行资本、风投及创投资本的有机整合,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和支持力度,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二是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智库、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等官方或民间社会组织,为我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战略发展把脉,为产业发展提供所需的各种公共服务;三是要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实现对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全球整合。加快人才培养,创造重视人才和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使得人尽其才、人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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